行业资讯 | 基于真实案例，穿透财报舞弊的合理化伪装

作者按——合理化望远镜模型源于Potarazu借助认知行为理论对自身案件展开的反思性剖析。此后，他与Hedley合作，进一步完善了该模型，并论证了该模型如何能拓展并丰富舞弊调查师对于合理化概念及舞弊三角理论的认知。

眼科医生Sreedhar Potarazu在其商学院毕业论文中提出，倘若那些为员工投保的企业（即自保企业）能够获取准确的数据，其运营效率将大幅提升，同时也能更有效地督促保险公司履行责任。这一论文构想成为了他创立VitalSpring科技公司的灵感来源。Potarazu于2000年创办该公司，专为自保企业提供医疗支出数据分析服务。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郊区——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市。Potarazu担任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董事会成员。

公司初期发展态势良好，不仅成功斩获多项合同、获得市场认可，还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关注。VitalSpring科技公司最初由天使投资者提供资金支持，这些投资者为公司筹集了超过6000万美元的资金。该公司唯一的机构投资者是微策略公司，后者以提供永久软件授权的方式换取了VitalSpring的股权。在成立后的前九年里，VitalSpring的软件为麦当劳、雷神公司、谷歌、微软等知名企业提供了医疗福利成本管理服务。在Potarazu看来，公司早期的成功印证了他创业之初的愿景，也验证了其工商管理硕士毕业论文中的观点。

然而，2008年，公司的发展形势开始急转直下。首先，全球金融市场崩盘引发了经济动荡，各行各业均受到波及，医疗行业也未能幸免。随后在2010年，美国政府颁布《平价医疗法案》，旨在推动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扩大医保覆盖范围，这一法案的出台再次给美国医疗行业带来了冲击。随着医疗行业格局发生巨变，许多自保企业对新的商业投资变得谨慎，因为它们无法确定新法案会对自身产生何种影响。在此期间，Potarazu的公司流失了大量客户，同时也难以吸引新客户。

面对行业前景不明朗的局面，VitalSpring科技公司的扩张计划变得遥不可及。公司的运营成本远超营收，现金流短缺问题日益严峻，投资者的期待不断攀升，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Potarazu没有选择及时止损、解散公司，而是决心要让VitalSpring继续运营下去。但在维系公司运营的执念驱使下，他开始向投资者谎报公司的财务状况，最终骗取了投资者超过3000万美元的资金。

据美国司法部检察官透露，大约从2009年起，Potarazu便开始向VitalSpring的股东提供虚假且具有误导性的信息，以此募集了数百万美元的投资资金。他向投资者谎称，公司即将被收购，他们将从中获利。此外，VitalSpring还拖欠了美国国税局超过750万美元的雇佣税，且未进行相应的会计核算。美国司法部在关于Potarazu一案的新闻稿中指出，为诱骗投资，Potarazu向投资者出示了伪造的财务记录，其中包含一份显示公司营收达1290万美元的文件，但实际上公司当时的营收仅有约100万美元。

2016年，Potarazu被逮捕，他对两项指控认罪——一是提供重大虚假误导性信息，二是向股东隐瞒拖欠雇佣税的事实。2017年，他被判处10年以上监禁，最终实际服刑约5年。

在实施舞弊计划的过程中，Potarazu逐渐形成了非理性思维模式（即缺乏事实与逻辑支撑的想法），并开始为自身行为寻找合理化借口。合理化是个体为自身行为辩解的方式，同时也是舞弊三角理论的构成要素之一。舞弊三角理论由Donald Cressey博士提出，该理论指出，个体实施舞弊行为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机会、压力与合理化。在寻求更有效的舞弊防范与识别方法时，我们往往将关注点放在压力与机会这两个要素上，却未必会深入探究个体的合理化心理。我们认为，合理化是舞弊三角中最难以被理解的一个要素，而弄清合理化产生的原因与过程，有助于提升舞弊调查的成效。Potarazu的案例不仅揭示了合理化在舞弊行为实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提供了一套模型，可帮助舞弊调查师识别那些会促使人们为自身行为找借口的非理性思维信号。

合理化本质上是一种逻辑扭曲，属于思维谬误，也可称为认知偏差。当合理化与个体的核心信念及情绪交织在一起时，会使人通过自我欺骗的方式实施不当行为，而非出于主观恶意。一个人试图为特定情境寻找合理化借口，并不代表其缺乏道德准则。在许多情况下，合理化是一个渐进且隐蔽的过程，个体通过这一过程，让自身存在问题的行为与自己“本质上是好人”的自我认知达成和解。许多实施过舞弊行为的人，并不认为自己是罪犯，反而将自己视为困境之下的问题解决者。合理化这一心理机制，使得许多舞弊者能够为那些他们原本认为绝不可行的行为进行辩解。

VitalSpring科技公司在争取保险公司合作合同时陷入困境，原因是公司缺乏资金完善基础设施，包括升级软件和招聘更多员工以满足业务需求。但Potarazu并未寻求机构融资，而是继续依赖天使投资者的资金支持。雪上加霜的是，VitalSpring的组织结构存在缺陷，对管理层的决策未建立任何监督机制。Potarazu在其行为缺乏恰当财务监管的情况下尝试募资，他将这种做法合理化，认为内部控制只是走个形式，等公司财务状况稳定后再落实即可。事实上，Potarazu正是通过缺乏充分监督、指导和问责机制的非正式电话会议招揽投资，还常常夸大公司估值以争取更多客户。他刻意拔高营收预期，使其与预想中的成功相匹配，同时虚报财务数据，认为公司未来的业绩表现足以证明这些数据的合理性。在进行收购谈判期间，即便明知相关磋商尚处初步阶段，Potarazu仍将即将达成的交易描述成板上钉钉的事，以此维持投资者的信心。

每一次合理化，都为VitalSpring虚高的估值提供了借口，也暂时缓解了Potarazu对失败和财务亏损的恐惧。然而，随着压力不断加剧，这些辩解的说法变得愈发复杂。Potarazu的思维误区之一源于他的外科医生职业训练——在他的观念里，失败绝非选项，自己必须所向披靡。就这样，一个个战术层面的决策逐渐演变成根深蒂固的认知扭曲，为他合理化自身舞弊行为铺平了道路。Potarazu的一系列错误决策与思维误区，揭示出合理化心理的逐步升级过程。他最初或许并无舞弊的念头，但随着财务压力日益增大，他为自身行为寻找的借口也越积越多；为了守护自己构想的成功蓝图，他不断歪曲事实，道德底线也随之一步步崩塌。

理性思考指基于证据、道德准则以及对后果的评估，进行严谨审慎的分析，是做出合理决策的认知基础。与之相反，合理化则建立在情绪失调、信念扭曲与自我保护性幻想之上。理性思考者会权衡风险以避免造成损害，而试图为某个决定寻找合理化借口的人，则会在主观认知中将风险重新定义为一种必要之举或善意行为。

在VitalSpring案件里，Potarazu在内心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重新解读：他将尚处磋商阶段的收购事宜描述为即将达成的交易，在未提供经审计财务数据的情况下开展募资活动，还将这些行为都粉饰成保护员工与投资者利益的善意之举。然而，这些都只是认知上的扭曲，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决策。理解二者的区别，对于调查人员与舞弊审查师而言至关重要。如果反舞弊专业人士将合理化误认为是一种理性推导的过程，而非情绪失调的表现，就很可能误读相关行为信号，错过预示舞弊发生的危险警示。

图1：合理化属于一种可能诱发舞弊的思维谬误，它会成为客观推理的过滤屏障。机会与动机是触发因素，会激活潜藏在核心信念、情绪及思维模式中的认知扭曲，而这些扭曲正是舞弊行为的前兆。

下文表1将进一步剖析合理化望远镜模型中的各层“滤镜”，以及合理化演变过程中的各类信号与具体表现。

表1：合理化演变过程中的滤镜、信号及表现

在VitalSpring案件中，舞弊并非源于恶意，而是由内外部力量的连锁相互作用所致。Potarazu根深蒂固的核心信念，为认知扭曲奠定了易受影响的心理基础。当公司面临业绩压力与未达预期的状况时，这些信念被触发。

恐惧、羞耻与焦虑等情绪会压倒理性思维。在这种状态下，Potarazu出现了情绪失调（无法有效管理和控制情绪），进而引发了认知扭曲，比如轻描淡写（“这不会伤害任何人”）、特权感（“我付出了这么多，理应得到喘息的机会”）以及灾难化思维（“如果失败了，我的世界就崩塌了”）。

这些内在弱点与外部压力（包括投资者诉求、现金流短缺、高期望的环境）交织在一起。对Potarazu而言，操纵报告与延迟披露在心理上变得合情合理——他不认为这是欺骗，而是解决紧迫问题的策略性方案。合理化成为了最终的认知步骤（即思维谬误），让他相信自己的行为是保护性的，而非犯罪行为。

负责治理或降低舞弊风险的相关人员，可考虑拓展工作流程，将社会心理因素筛查纳入其中，例如经济压力、身份融合（即个体的自我认知与其职业角色深度绑定）以及不容许示弱的高绩效文化。在VitalSpring案件中，投资者的压力，再加上Potarazu因身份认同而产生的对失败的恐惧，共同加速了他对自身行为的合理化进程。

组织内部的乐观叙事，可能会催生一种风险低估、隐患忽视的环境，进而导致决策过程中出现过度自信的倾向，以及对棘手现实的回避心态。当组织文化对失败讳莫如深时，失误不会被公开探讨，反而会被掩盖或合理化，这就堵塞了从失误中学习和改进的渠道。而投资者的期许会进一步加剧这一问题——他们向管理层和员工施压，要求达成一些不切实际的业绩目标，这可能会迫使相关人员只顾短期利益，甚至扭曲信息，以此维持在投资者面前的良好形象。

舞弊审查师若能将合理化视为一种经扭曲信念与情绪过滤后的思维谬误，就能更早识别舞弊的行为预警信号。防范舞弊的关键，不在于对舞弊行为本身的事后发现，而在于对诱发舞弊的内在思维腐化的及早察觉。将心理“滤镜”与夸大业绩预期等实际业务行为关联起来，能让企业潜在风险的预警信号更加清晰易辨。

要理解舞弊，我们就必须超越数字，深入探究人的心理。VitalSpring的案例表明，当压力与机会，连同扭曲的信念与情绪交织在一起时，即便原本自信正直的管理者，也可能会迷失方向。这一视角对于反舞弊专业人士而言至关重要。舞弊防范需要在心理层面保持警惕。企业必须营造这样的文化氛围：道德冲突能够被公开讨论，监督工作具备前瞻性，早期预警信号得到严肃对待。反舞弊专业人士若能转变视角，不再将合理化视为舞弊的一种症状，而是将其当作舞弊发生的一种信号，就能更好地保护所在企业免受舞弊带来的认知扭曲危害。

唯有正视理性与自我欺骗之间脆弱的边界，管理者、审计人员与反舞弊专业人士才能维护企业的诚信，守护企业赖以生存的信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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